作者:吴思敬(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诗人郭小川出生于1919年,正是新诗降生的年月,他的一生恰与百年新诗的生长相伴。郭小川逝世两周年之际,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杨匡汉、杨匡满撰写的《战士与诗人郭小川》。四十年过去了,“战士与诗人”,仍不失为对郭小川其人的准确归纳综合。做一名战士,也做一名诗人,是历史的时机,更是郭小川自觉的选择。

在中外诗史上,向来是诗人品质的高下,决议诗歌的高下。徐增在《而庵诗话》中说:“诗如人之行略,人高则诗高,人俗则诗亦俗,一字不能掩饰,见其诗如见其人。”胡风也说过:“有志于做一个诗人者,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,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,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‘诗’这一个形容性的字。”

诗人郭小川,即是这样一位“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”。他的述怀诗,“一颗心似火,三寸笔如枪。蜚语真笑料,英气自文章”。正是他所具有的博大的爱心、磊落的胸怀、高尚的品质的真实吐露。郭小川在母亲逝世以后所写的散文《生命的颂歌》中说:“今后,我更珍视生命,珍视自己,尤珍视人群。今后,我就更尊重一切造物者,尊重缔造,尊重新生。”他善待身边的通俗的人,以是他的邻人才说:“我喜欢小川的诗,但更喜欢他的为人。”

面临诗歌,郭小川是真诚的。他严于剖解自己,敢于在读者眼前敞开心扉,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,就认可是什么样的人。他在《秋歌》中坦率地写道:“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,于今一想,顿感阵阵心痛;我曾有过泄气的日子,于今一想,顿感愧悔无限。”这样坦率地自责,这样真诚地自剖,在现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。

郭小川不仅在诗歌“写什么”上有突破,而且在“怎样写”上也有自己的思索与实践。郭小川怀有丰满的政治激情,又对诗歌的艺术特质有高度的重视,在新诗的形式建设方面有深入的探讨。他在《权当序言》一文中,论述了他对诗歌形式的看法,大致包罗这样几项内容:一是内容决议形式。在他看来,“这永远是准确的、基本的命题。只要使内容找到最适合的形式,这种内容又有教育意义,形式又能为较多的读者所接受,那就可以写”。二是在形式上要提倡民族化和群众化。他以为:“民族化、群众化,这是忠实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配合的准则,这是配合性。”三是强调独创性。“我越来越有一个顽固的看法:一个诗作者,一定要有怪异的气概……在形式上,甚至在文体上都可以有和应该有独创性。不管自己怎样不行,要是篇篇都根据一个什么牢固的花样去装,那就未免乏味了。”正是在这种诗歌形式观的指引下,郭小川加快了对新诗形式探索的措施。